我儿时的理想是做一名工程师。大学时代，我暗自努力，期盼用真诚、努力和学习成绩分配到“电务设计事务所”（设计院前身），做“电设人”成了我的理想和追求。
但后来命运的安排是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工程队，8年后工程队合并到北京器材厂。在整整三十年的时间里，做“电设人”对我来讲变成了奢望。
1993年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投身到了设计院的怀抱，成了名副其实的“电设人”。前后两次命运安排，颇具戏剧性。三十年时光的轨迹，描绘出我对“设计院”追求的不悔之路。
我常幸福的向人们表述：我的娘家是工程队和工厂，我的婆家是设计院。我不能忘记在娘家时那艰苦、漫长的岁月里对设计院的仰慕和敬重，设计院有太多的人和事在感染着我，太多的星火不断点燃我对她的追求。
一个老红军战士黎辉宝的追求
黎辉宝是来自长征路上的老红军战士，曾是我院党委书记。1971年初，我认识了他。当时，他正在组织焦枝线移频自动闭塞技术攻关工作。他主张技术人员要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同工厂技术人员共同战斗。
他带领的科研团体是名副其实的战斗队，从焦枝线回来，放下行装不做声响就连夜“攻关”，一看就是“八路军的队伍”。人们对这个特殊队伍投以钦佩的目光。
面对“文革”动乱，技术人员对前途迷茫。我看到他常动情地对大家喊着说：“山西的煤运不出去，在那里自燃，胜利油田的原油运不出去，在那里白白地流，是铁路运输拖了国民经济的后腿，急死人呐！”他什么也不怕，“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成了他的口头禅。他慈祥而坚毅，鼓励大家“要豁出命去干，掉它几斤肉，脱它几层皮！也要把自动闭塞搞上去！”人们敬重他，信任他，亲切地称他为“老黎头”，他的号召是催人奋进的战鼓，在不堪回首的“文革”日子里激励着技术人员的良知和责任感。
那时，由于“文革”问题，我改职信号工，还没一个正式工作。焦急无奈地寻觅着，多么想成为老黎头科研队伍中的一员啊！有人悄悄地向我传递了一个重要消息——老黎头正在办你的事。使我难忘的一天来到了，一个星期天，老黎头突然来到我家里，他说，“我来看看小赵的老妈妈和哑巴姐姐（我爱人的姐姐是残疾人）。”他极浓的人情味儿使我岳母流出了热泪。临走时，他嘱咐我：“你年轻，有的是劲儿，要少睡觉，多干活，把移频技术问题解决，我代表党和人民感谢你。”在“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年代，这是何等亲切的声音啊！他的话是呵护，是要求，使我感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头。
老黎头对我说的悄悄话，我都记在心里。当时，我自作多情的认为这是他对我的偏爱。后来我才知道，类似的话他对不少技术人员都说过。我终于领悟到，他心里装着党的事业，装着职工群众。在“文革”的艰苦岁月里，他以博大的胸怀团结着、爱护着广大知识分子。
那时，我们搞技术攻关，天天都干到很晚，谁也不愿先说回去休息，夜深人乏，我突然想到老黎头是不是又来看我们了，果然他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抓科研工作，一竿子插到底，有严格的时间观念，他强调要为了运输需要去争时间、抢速度。当你工作遇到困难，受到挫折，他会坐在你身边，安慰你，给你朗诵叶帅的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只要是形势要求定下的任务，老黎头就要求必须按时完成，就像战斗中要从全局需要去拔除敌军重要据点一样。
在对待科研工作态度上，老黎头常说：“民主革命要走两万五千里曲折的路，要有很多红军战士付出生命，我们也要犯很多错误。我看科研攻关，不付出代价，没有反复，一下子就搞出来那倒不正常”。他对铁路信号的安全技术重要性有太多的说法和呼吁，他时常反复对大家讲：“自动闭塞技术人命关天，工作要过细，要经得起后人推敲。”他的名言是“千年哑巴会说话，等你人不在世，你的设计图纸和设备还在，它还会说出你的设计有安全问题。”他要求大家一定要“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在安全技术上要“讲真话，说假话一害别人，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在安全技术上他还说：“要发扬技术民主，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要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样做无非是把设计中的不安全因素找出来”。
1973年，非电化移频部级鉴定会上，与我们制式竞争的兄弟单位抛出我们系统故障升级问题。当场试验问题虽然属实，但怕鉴定失败，急坏老黎头，设计院技术人员都不敢做承认的表态。面对两相对立，急得一头雾水的老黎头心脏病发作，会议进程受阻，大家都在焦急中等待着。病床上的老黎头把我叫到面前，他交代我“一定要讲真话”，出于对他品德的坚信，我如实说出了大家心中的担忧和存在故障升级的实情。他老人家满面焦急和病态顿时全消，重重地拍打床面，跃身下床说：“就这点事，我需要的是实话，谁都不想工作出错，我们对安全技术要有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出了错我也有责任，不要怕，下决心改。”鉴定会以特殊方式终止，给出了宽限三个月的“故障-安全”补课期。诚实、坚定的老人感动了鉴定会所有人。其后，连当时的铁道部官员都亲自参加了老黎头主持的安全技术攻关，终于交出了与会各方面都满意的答卷。
他虽然是信号安全技术细节的外行，但他的革命经历，使得他对人生、对工作的认识有着令人信服的哲理，他是在用心、用情、忠诚地履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带领广大技术人员为党的事业自觉的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中心工作实现了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老黎头从他在中央工作的老战友那里得到了一些内部消息。他像一个天真快乐的孩子，逢技术人员就扒着耳朵小声地讲“科技是生产力”、“要尊重科学，要尊重人才”、“科技人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深受过严冬痛苦折磨的人，方倍感春天的温暖，是他把祖国科学春天到来的信息深植在我院技术人员的心里。人们奔走相告，希望、幸福、晶莹的泪水交织在一起。
勇于创新的“电设人”
在工程队和工厂的三十年中，我虽然主观上断了成为“电设人”的念头，但工程队和工厂的工作还都是围绕着设计院的工程设计或科研项目转来转去，设计院的影子挥之不去。优秀“电设人”时时在感动着、影响着自己，使我不时去对她仰慕，并投以尊敬。
1962年，一场大风雪堵住信号机灯孔显示，造成列车追尾重大事故。“电设人”针对区间二元二位继电器自动闭塞，提出接近连续发交流计数电码供机车信号使用的创新方案。1963年我参加了京山自动闭塞改造工程的实施。我分享了“电设人”用科技创新提升铁路运输安全带来的喜悦。在工厂时期，在设计院的指导下，我投入了四信息移频自动闭塞和机车信号的开发改进和提高工作，也独立负责了单机可靠性改进和双机系统的研究，获得成功，并大面积推广。连电务局局长都鼓励我说，你的名字赵自信就是照着自动闭塞和机车信号来的。我被推举参加了全国铁路第一次科技大会，获得“全国铁路科技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
1964年，我参加了“号志口大站遥控电气集中试点工程”施工，当时设计院沿用的是前苏联“ПДЧЦ56”调度集中有接点技术。电设人选择了严酷的试验条件，最终证明：受限于继电电路的运行速度，在大站作业繁忙条件下，存在丢码现象。而后，电设人又成功地进行了无接点电子线路大站遥控电气集中的研发，取得了成功。
30年不悔的追求，我见证了“电设人”对科学技术诚实严谨的态度，也见证了他们不怕困难追求卓越、追求完美和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我把“电设人”当成我自己的榜样。
我所见到的设计院移频攻关组
1971年，我刚转到北京器材厂，一天，看到一群疲惫的设计院人从焦枝线现场来到工厂，他们自带简单行装，卸下大量仪表和试验设备，一头扎在车间厂房里，几天没见他们回家。尽管有人私下与我介绍他们大多存在家庭出身和个人历史问题，但却不能影响我对他们的敬重。时间不长我从他们工作寡言与专注中感受到他们强烈的事业心。从黎辉宝书记与他们的亲热相处中，我更感受到党组织对他们的信任和重视，我又不断听到参加攻关的工厂人员对他们工作的客观评价，这个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老专家，那个是留学过苏联的轨道电路专家……他们都是科研领域的精英，有人也把他们描绘成科研攻关的“亡命徒”。我对他们的敬意油然而生。
我偷偷窥听了一次他们对局部电路“故障-安全”的讨论，技术观点异常对立，各方都在找根据说道理，谁也互不相让，只差最后没有“打起来”，这种热烈的技术民主气氛令人羡慕至极。后来，工厂请罗海涛讲一下分立元器件安全设计的原理。我悄悄躲进听课的人群，他深入浅出的将大家引入到一个安全设计的“技术王国”。我被他深深吸引，我多么想成为这支攻关组的一员啊！我忘记了自己还是“文革”中有问题的人，着实是在做白日梦！
老黎头帮助我澄清了“文革”问题，还给了我作为技术人员的尊严，鼓励我理直气壮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并帮助我重拾起工作的勇气和信心。我实现了以工厂技术人员身份参加移频攻关组的梦想，幸福和欢愉在我心中长久流淌。与电设人同吃、同住，共同面对技术难题和煎熬，也共享科研工作进展后的欢乐，我向“电设人”学技术、学思想、学作风，进步非常快。以后与设计院联合攻关中，我成了工厂方技术组长，名义上与设计院技术组长罗海涛相对应，我深知自己是罗老和其他优秀技术人员的学生和助手，我深深敬重着他们。
1983年前后，我当上了工厂总工程师。在引进法国UM71技术上，我被铁道部和公司领导推为国产化技术负责人。实际上我得益于罗海涛和经应铸两位老专家的帮助。他们为人正直，专业知识雄厚，理论基础扎实，国内外科研信息畅通，在科研方向决策上独到准确，在工作态度上勤奋、认真、严谨，一天、一年、二十多年来的相处，我从恩师身上学到太多做人的道理和技能。后来，法国技术人员背地里赞美我，说我是“技术天才”。其实我只是罗海涛、经应铸这些老专家、“电设人”的小徒弟。
1991年全国铁路第二次科技大会上我被授予“全国铁路优秀知识分子”称号，其后又获得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的殊荣。我时时不忘“电设人”对我的帮助。
三十年不悔追求，终修成正果
三十年中，我义无反顾，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技术，对设计院的感情始终不渝，我曾经放弃了部领导调我去电务局工作的机会。在余晓芒、王敬诚、蓝培德几位领导的直接帮助下，1993年初，我正式调到设计院，那已是53岁的年龄。其后，又是二十年，我作为项目负责人的“18信息移频”、“n+1冗余系统”和“ZPW2000A轨道电路”相继研发成功并大面积推广。我被授予“全路电务学术带头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两次入围中国工程院院士提名。这一切都离不开设计院对我培育。
设计院是我国铁路信号研究设计的权威机构，她以博大胸怀海纳百川，吸引了众多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她用真诚、拼搏精神和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不断回报社会，多少人都把她作为技术人生的不懈追求。
设计院在我技术人生最困难的时刻，热情的接纳了我；她信任我的忠诚，她容忍我身上存在的诸多缺点；她尊重我的意见和选择，耐心等待并给我不断改正缺点和错误的机会，她爱着我，我也钟情于她，我珍惜在她怀抱中的美好时光，我要为她的辉煌和灿烂用尽自己孱弱的余生，因为她是我技术人生永远不悔的追求。（作者退休前是研究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